旨的春秋之儒。

甚至认为作为儒生，要“习礼、歌诗、学书计，举石、超距、击拳，率以肄三为程，讨论兵、农，辨商今古”，不但要学诗歌礼仪，还要学数学、打拳、身法、武术、兵法、农学……

但在土地政策上，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，是有激进复古“井田”的想法的。

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、带来了《乌托邦》等小册子后，这种恐慌更甚。

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，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。

不允许大规模雇工，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，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。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。

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，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。

认为“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，虽然不免夹杂霸道，非是王道，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。可惜是朱熹等的学问大兴，以至于朝代替，世道沦落如此。”

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，北方学派也认可。

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，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。

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，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：学校既要教经义，还要教兵法、治民、算学、水利、天文、农学、击剑等。

以经义为主修，以治事为辅修。

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，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。

从而让每个读书学成之后，就能正事，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，正事啥也不会。

高呼：必一分程朱，始一分孔孟！颇有些砸碎孔家店，救出孔夫子的意思。

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

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，已经耗费太多。

若是全国兴学，搞分斋教育，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的裤子当了。

没钱。

至于南方学派。

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，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，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，更趋近于“农商一体、发展工商、通商惠工，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，流通货币。”

甚至有一些认为，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，一方面试着复用子纸币，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，铸造银币。

至于开海、通商这些事，他们也是支持的。

当然，他们也反对收重税，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。

对“通商惠工，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”这件事，他们说的更加直白：

什么狗义利之辨、本末之争？不过是一些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。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，也就罢了。但看后来的表现，把商之利掠为己用，这哪里是义呢？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，真是既当又立。

至于是哪些……倒也没说的太直白。

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而不立的阶段，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。

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，认为兼并之后的可以从事工商之利，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。

这要是敢用，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。

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，成为了两方争夺“浙东学派正统注经”的根本矛盾。

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，也是靠这个起家的，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，根本没成体系，自然不敢用。

文华之盛，始在江南，财税重地，有钱文化就昌盛。

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，不管是对外政策、贸易政策、土地政策、税收政策等等，都各执一词。

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，到现在仍旧没有定。

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，至今还没有结束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。

是了，立却未立，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，理学之，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，本朝又兴事功学，终究扭转起来没那么容易。

就像是王阳明的心学，他可以悟道，可后来学心学的，很多都学歪了。

大顺借华夷之别启用的事功学派，在明末极力宣扬南宋学派兴起时的复仇主义，加上理学的残余、心学的扭转，在儒林中完全变了味。真正的实学难学、立功太难，喊天朝上国睥睨四方的号却简单的多，立国没几年，夸夸其谈之辈渐多。

天佑殿里的，总算好些，都是独木桥上杀出来的，但也的可以。

除了俩勋贵武德宫将臣，剩下四个，一个北派的，一个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补儒的异端天主教徒大儒，一个南派的，一个心学异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