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业发展会影响朝廷治理。”黄立极道。

韦宝听了黄立极的话，觉得自己的想法恐怕有点天真，跟这些真的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

大商地位高、宋朝工商业的财政收超过农业。

首先，大商地位高与抑商不冲突，一是因为地主的影响力更大，二是因为国家在商业上看的是宏观问题，不是个问题，商整体力量大不大、大商是否会形成某种领域的垄断，若是有垄断是否可以轻易根除。说历朝大商都是勾结权贵呼风唤雨，这句话本身是错的，可能只适用于明清。

而另外，既然是勾结权贵那就说明自己不是权贵，各地的权贵都是地主，正是重农的体现。

其次，宋朝工商税超过农业税是错的，因为工商税里包含了盐铁茶酒这样官办企业的收，还包括了均输的收。

真正的商业税相当于关税，这是低于田赋的，况且北宋中期以后，大量土地被隐藏或者地主勾结寺院官员，因为寺院官员土地免税，他们可以合法避税。

因此宗时期的田赋不高也有很大的因素是收税不利。

重农抑商也要分朝代，秦朝是重农抑商，从战国到秦朝灭亡，出了多少个个大商？

文景之治一度零关税，这是典型的要重振工商业，号上也没有提出抑商。

汉武帝时期，说要打击商，那就是真的打击商，收高额的财产税，鼓励百姓举报漏税，一经举报，十有八、九就是抄家。

宋朝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，根本没有这样的号，反而强调不与民争利，这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中国式说法。

明清的确是重农抑商的，要从宏观看，第一关税收不高，第二是城镇化低得只有几个点，而汉唐宋在10～20之间。

原因是发展工商业最好的方式就是，政府多修路其他都不要管。

但是这么大的帝国，有很强的离心力，如果都不管，很容易分裂。

像中国历史上不太管的典型，周、汉文景、唐，三个朝代均出现了分裂势，其中文景之后的七国之是被成功镇压了。

但是春秋与唐中期后的蕃镇割据则不可逆。

很巧的是，这三个中央政府不太管的时期均出现了工商业的盛世。

因此，宁愿政府管得紧一点，你就不要发展工商业了，于是形成了汉朝后期的大庄园经济，大家圈地修堡垒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，还有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。

他们要把帝国的命脉抓在自己手上。

重农抑商的产生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，华夏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。

农业是古代最具决定的生产部门，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民生计。

国家通过征收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，增强经济实力。

而工商业会导致劳动力从土地上脱离，这样也不便于统治管辖，不利于统治者认定的维护稳定。

因而也有一定的原因，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还是要看实体经济。

商业是必要的，但是要抑制投机过热，而易的是满足生产生活所需，如果没有商业那就只能回到原始社会，或者男耕织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。

韦爵爷想开放十多个通商岸，增加大明的海关税收，进一步把持大明商业。

并且想统管整个大明各地的水师，这样既能省下来很多军费，又能便于他介大明的军事。

想法十分圆满，然而现实却非常的骨感。

韦宝自己也知道这种难度非常大，别说自己是一个外臣，即便是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魏忠贤想这么做，估计皇帝也不太可能答应，更不要说大臣们了。

“海防总督衙门可以由朝廷直接管理，可以由户部和兵部直属管理，甚至可以由内阁直接管理。”韦宝意识到今天的言论有可能给自己惹祸之后，大有一副语不惊死不休的态势。

韦宝觉得自己这么说了，就显得不是自己个想牟利，自己真的是站在大明的角度想问题。

这的确起到了一点点作用，众闻言，色又缓和了不少。

“不是谁管的事儿，是大范围的开海，一定会影响内地农业。”顾秉谦对韦宝道：“把大明所有的水师都集中起来，也很有可能出现失去制衡，一家独大，出现将领独大的局面，这是朝廷不允许的。”